人物百科
朱由榔（1623年—1662年），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桂端王朱常瀛之子，明思宗朱由检堂弟。中国南明皇帝。
朱由榔初封永明王。隆武二年（1646年），在广东肇庆就任监国，建立永历政权。同年十二月，佟养甲、李成栋统领的清军攻入广东、占领广州，维持不到一个月的南明绍武政权灭亡，随即继续向肇庆推进，朱由榔逃往广西梧州。此后直至永历六年（1652年），持续在广西、湖广、云南各地流亡。同年，朱由榔被原大西军张献忠部将孙可望迎至贵州安隆千户所城中。从此，永历政权完全被置于原大西军控制与监管之下，朱由榔形同傀儡。十八先生之狱后，朱由榔意欲逃离安龙，秘密与李定国联络。永历九年（1655年），在李定国护送下逃至云南。永历十二年（1658年），吴三桂率领的清军兵分三路进攻西南，夺取贵州、云南，朱由榔再次出逃，在云南各地流亡，朱由榔在李定国护送下逃至缅甸。永历十六年（1662年），朱由榔被缅甸国王莽白献给吴三桂。同年，在昆明被绞死，葬于贵州都匀高塘山永历陵。
朱由榔即位初期，由于各地农民军的持续活动，牵制了清军的兵力，使得永历政权能够在持续流亡过程中支撑16年之久，在南明诸政权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深远。 朱由榔优柔寡断，胆小怕事，是一个扶不稳的天子，朱由榔在1646-1651年的六年里，逃亡各地共达十六次，因而时人称之为“走天子”。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朱由榔于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十九日生于北京桂王府邸。他是神宗皇帝第七子桂端王朱常瀛之第四子。生母为贵人马氏。据说神宗诸子中，朱常瀛最像神宗，而朱由榔又最像朱常瀛，因此他在神宗诸孙中是长得最像神宗，不仅如此，连“性恶繁重”的性情也遗传了神宗。 天启七年（1627年）秋，其父朱常瀛到衡州（今湖南衡阳）就藩，他跟随父亲到达衡州。崇祯六年（1633年），他被封为永明王。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张献忠部农民军进占衡州。桂王朱常瀛仓促间携宫眷出逃。此时其世子、次子均被农民军擒杀于衡州。当朱常瀛携朱由榔及其三兄朱由楥等乘舟逃走，至永州南之石期市（今湖南东安县境），被农民军追上。于是急忙弃舟上岸奔逃。在巡道中军王上庸率将士拼死抵御之际，朱常瀛与朱由楥得以逃脱，从全州进入广西。朱由榔则于慌乱中走失，被农民军擒获，囚押于永州（今湖南零陵），准备押送衡州。这时，诸生出身的张献忠麾下永州经历吴继嗣出于同情之心，对朱由榔极力维护。不愿将朱由榔马上押赴衡州送死，故意采取拖延方针。他还特意问朱由榔几日赴衡州为好。朱由榔脱口说出：“二十四日。”当时已二十一日，吴继嗣等仍嫌其太速，于是等待日期。二十三日午后，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率兵攻永州，傍晚，杨国威部下旗鼓官焦琏督兵攻下永州城，至囚所，破槛车，救出朱由榔，扶掖上马，出城而去。由于朱由榔不会骑马，焦琏并亲自“负之里许”，渡河后方脱于桂林。广西巡抚瞿式耜、巡按郑封及总兵杨国威等会议认为，桂王系朝廷亲王，今遭贼难至此，应及时供应所需钱粮妥善安置。但桂林本靖江王之封地，二王不便同城居住。此时张献忠虽然已撤出湖南，但湖南已残破不堪，不能让桂王马上返回封地。现附近惟有梧州府可以安置，请先行迁移至此，就近支取钱粮，然后再共同上疏朝廷，请旨批准。随后朱常瀛携二王子及众宫眷到达梧州。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崇祯帝朱由检殉国。五月，弘光帝朱由崧即位。朱常瀛得知消息后悲伤过度，在十一月去世，谥号“端”。半年后，弘光政权覆灭。在福州登基的新皇帝隆武帝朱聿键于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册封朱由楥为桂王，徙居广东肇庆府。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清兵大举入江西，围赣州，警报传至肇庆，桂王朱由楥为躲避兵锋，遂返回梧州。一个月后，朱由楥于宴客之后的深夜里突然发病，自知危殆，急召瞿式耜入王府，嘱托后事。他执瞿式耜之手泪流满面地说道：“孤负先生。”随即一面看着站在一旁的朱由榔，一面对瞿式耜说：“国家事一听瞿先生处分。”又说：“孤再生伽蓝，而王第一罗汉也，先生好辅之。”说罢而逝。瞿式耜对此知遇之恩感动万分，从此他便把精力集中到永明王朱由榔身上。
监国称帝
朱由楥死后，隆武帝对朱由榔寄托厚望，对臣下说：“此永明之天下也。永明神宗嫡孙，正统所系。朕无子，后当属诸永明。”不久后，隆武政权覆灭，隆武帝亦遇害，因此没来得及命朱由榔袭封桂王。隆武政权覆灭的消息传至广西后，当地的南明文武诸臣便议论拥立新君问题，在瞿式耜的倡议下，一致决定立朱由榔为帝，于是先奏请他监国。朱由榔拿不定主意。于是立即禀报嫡母王太妃。王太妃态度坚定，“心不欲立，辞甚切”。她告诫朱由榔说：“儿非治世才，何苦以一朝虚号，涂炭生民？南中、闽中可鉴也。”其后王太妃又对诸臣表示：“诸君何患无君？吾儿仁柔，非拨乱才也，愿更择可者。”但诸臣坚持请求，王太妃最终勉强同意朱由榔监国。
隆武二年（1646年）十月十四日，朱由榔于广东肇庆府就任监国，颁诏楚、滇、黔、蜀。以总督两广兵部尚书丁魁楚兼东阁大学士，为首辅，督军兵部尚书吕大器、兵部左侍郎瞿式耜各兼东阁大学士，同入直。但监国一开始的人事安排便出现了问题。这就是以丁魁楚为首辅和授太监王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两人在崇祯朝都声名狼藉，因此巡按御史顾之俊西遁而去，兵部尚书李永茂拒绝入阁，吕大器虽已受命，见丁魁楚为首辅，也非常不满，不辞而行。
此时，清军已占领福建南部之漳州与江西南部之赣州，兵锋逼近广东，司礼监王坤建议应马上移跸梧州，朱由榔不顾瞿式耜等人的反对，在监国六天后的十月二十日就率群臣出奔梧州。不久，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在苏观生等的拥护下，于广州宣布监国，派陈邦彦通告朱由榔。丁魁楚等便建议朱由榔正式称帝，以抗衡朱聿鐭，于是在十一月十二日返回肇庆，十一月十八日即皇帝位，改元永历，追尊父桂王朱常瀛为兴宗端皇帝，尊嫡母王氏为慈宁皇太后、生母马氏为皇太妃、王妃王氏为皇后，同时遥尊隆武帝后为思文皇帝。 随后遣彭耀、陈嘉谟赴广州宣诏，要求朱聿鐭取消帝号，苏观生杀了彭、陈二人。朱由榔随机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督兵进攻绍武政权，于三水大败绍武之军，绍武政权广州总兵林察又于三山口大败林佳鼎军。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督领招募的义兵前往迎战林察，没过几天就传来了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覆亡的消息。
楚粤流离
永历元年（1647年）元旦，朱由榔在王坤的鼓动下，不顾瞿式耜等人的极力劝阻而逃走，以肇庆府同知朱治憪为两广总督，留守肇庆。君臣乘舟溯西江而上，一路奔逃至梧州，见形势危急，又继续西行。正月十六日抵达平乐，瞿式耜亦赶上，二十一日到达广西省城桂林，朝廷亦在瞿式耜的辅佐下恢复运作。 随着清军不断西进，朱由榔又在王坤的怂恿下准备前往湖广，瞿式耜在劝阻未果后请求留在广西，驻跸全州。朱由榔听从其建议，以瞿式耜留守桂林，前往广西北端的全州，于以二月十五日抵达。此前，曾遣使迎驾的湖南军阀刘承胤登舟谒见，当场揭发王坤“鸷悍骄恣”，并将其锁拿押送永州，朱由榔不仅不加罪刘承胤，反而以“拥卫之功”封其为安国公。 刘承胤自此“势倾内外”，“威福自恣”，朱由榔渐受其控制。四月十五日，刘承胤挟持朱由榔移跸湖广武冈，改武冈为奉天府，以岷王府为行宫。朱由榔在武冈“笑啼言语不敢自由”，“尝与太后涕泣宫中”，深悔不听瞿式耜之言，屡次密遣使者召何腾蛟等率兵“救朕出此”。八月，清兵大举进攻湖南，武冈危在旦夕。刘承胤欲降清，密遣使者赴清营约降，并准备将朱由榔作为献礼。二十五日夜，刘承胤出城与清军议降未归，城门紧闭。皇亲王维恭、掌院事张同敞、锦衣卫马吉翔等乘机说服刘承胤之弟刘承永打开城门，护卫朱由榔及宫眷夺门而出，逃往柳州。逃出不久，刘承胤及清兵追至，扈驾参将谢复荣率五百人断后，力战而死。朱由榔一行在泥泞中跋涉，饥寒交迫，幸得总兵侯性率舟师迎驾，方得脱险。
朱由榔逃至柳州后，广西形势却出现了转机。此前，广东“三忠”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先后举兵抗清，牵制了清军主力，使其无暇西顾，为永历政权赢得了喘息之机。九月至十月间，“三忠”先后兵败殉国，但此时清军主力已被牵制数月之久。与此同时，焦琏等将领在广西战场连获胜捷，先后收复阳朔、平乐，陈邦傅亦收复浔州、梧州，将清军逐出广西。瞿式耜一再上疏请朱由榔返跸桂林，朱由榔虽离开柳州，却无意前往桂林，而是欲从象州至南宁，由于乱兵阻隔才于十二月初驻跸桂林，而三宫却被护送至南宁。永历二年（1648年）二月二十二日凌晨，驻守全州的郝永忠部因与地方团练积怨甚深，突入桂林大掠，朱由榔从寝被中被带出城外，连衣服都被夺走，其他百官也被劫掠。马吉翔准备好布袍竹轿，奉朱由榔逃往南宁，于三月初十日抵达。清军趁机攻打桂林，幸得瞿式耜、何腾蛟等竭力调度，焦琏、胡一清等将领拼死奋战，于三月二十二日大败清军，桂林转危为安。
永历二年（1648年）闰三月，江西总兵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广东提督李成栋先后举兵“反正”，归明抗清，形势为之一变。朱由榔封李成栋为惠国公、金声桓为豫国公。七月，朱由榔在李成栋的迎请下移跸肇庆。八月，李成栋率二十万大军北上抗清，其养子李元胤与袁彭年把持朝政，与扈从旧臣严起恒、朱天麟等互相倾轧，形成吴、楚二党。 清廷趁机派济尔哈朗率军大举南下，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何腾蛟在湘潭被俘遇害。二月，金声桓、王得仁兵败南昌，先后身亡。三月，李成栋兵溃信丰，溺水而死。永历四年（1650年）正月，清兵攻破南雄，进逼广东。朱由榔惊慌失措，不顾群臣劝阻，再次出奔梧州，于二月初一日抵达。随驾至梧州的吴党官员吴贞毓等十四人联合上疏，弹劾楚党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金堡、蒙正发“把持朝政、罔上行私、朋党误国十大罪”。朱由榔下旨，以袁彭年有反正之功免议，其余四人下锦衣卫狱，后被谪戍。瞿式耜连上七疏救之，不报。十月，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攻陷广州。十一月，清定南王孔有德率军直逼桂林，初六日城破，瞿式耜、张同敞被俘，后双双不屈就义。十一月初九日，朱由榔得知桂林危急，又从梧州奔往南宁。
安龙岁月
永历五年（1651年）正月，随着梧州、柳州相继失陷，南宁亦危在旦夕，朱由榔走投无路之际，只得接受云南军阀孙可望的“迎驾”之请。此前，孙可望已多次遣使求封秦王，因朝臣严起恒等以“祖制无异姓封王”为由坚决反对，久而未决。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孙可望遣部将贺九仪率兵五千，以入卫为名直抵南宁。贺九仪登首辅严起恒之舟，厉声逼问“滇封是秦、非秦？”严起恒正色答道：“君远来迎驾，其功大矣，朝廷且有特恩。若专问此，是挟封也，毋乃不臣乎？”贺九仪大怒，当场杀死严起恒，投尸江中。同时遇害者，还有曾力阻封王的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及尚书杨鼎和等十九人。朱由榔痛哭不已，却无可奈何，只能封孙可望为秦王。九月，陈邦傅诱杀焦琏，以浔州降清。十二月，清兵攻陷南宁，朱由榔由水道走土司，直奔贵州。一路之上，“悉弃船只辎重登陆，兼程而行”，皇嫂桂恭王妃亦在乱中失散。永历六年（1652年）二月，在孙可望部将的“迎护”下，朱由榔抵达贵州安隆所（后改名安龙府）。此地处万山之中，“群蛮杂处，荒陋鄙俗，百物俱无”。孙可望仅以岁银二千两、米六百石供其日用，安龙知府范名旭甚至在支销簿上公然写道：“皇帝一员、后妃几口，月支米银若干”。朱由榔名为“驻跸”，实为囚徒，“凡一应诏命，悉非帝出”“笑啼言语不敢自由”。大臣们“纷纷告艰借俸”，朱由榔“日居宫中，一筹莫展”，只得将宫中银器销毁分发，以解燃眉。
孙可望的跋扈日甚一日。他自设内阁、六部、科道，铸八叠文伪印，尽换明朝旧印，甚至“谋禅位”，日夜逼宫。马吉翔、庞天寿见孙可望势大，早已暗中投靠，为其耳目。朱由榔困居安龙，日夜忧惧，决意密召孙可望部将李定国护驾。李定国当时正率兵转战两广，屡建奇功，与孙可望素有嫌隙。永历七年（1653年），朱由榔密遣翰林院孔目周官赍敕前往李定国营。不料事机不密，被马吉翔侦知。马吉翔立即驰报孙可望。永历八年（1654年）三月，孙可望遣部将郑国、王爱秀至安龙，逮捕参与密敕的大学士吴贞毓、翰林院检讨蒋乾昌、给事中徐极等十八人，严刑拷讯。诸臣慷慨不屈，张镌厉声对郑国说：“果有主使者。”郑国问是谁，张镌厉声道：“逆贼孙可望也！”三月二十日，十八人同遭杀害。尸体合葬于安龙北郊马场，是为十八先生之狱。
十八先生之狱后，朱由榔的处境愈发艰难，守将受孙可望指使，“更相凌逼，挟弹射鸟，直入其门”。孙可望加快了称帝的步伐，他从贵州回云南，选择吉日，准备六月初一称帝登极。可是到了那天，已制作好的皇冠竟小得不能戴，从清晨到中午又大雨倾盆，雷电交作。孙可望“不悦而止，遂归贵州”。永历九年（1655年）春，李定国在广东新会兵败，率六千人退守南宁。得知朱由榔在安龙的困窘，他决意迎驾。永历十年（1656年）正月，李定国率兵突袭田州，击溃孙可望派来阻拦的关有才部。此时，孙可望又遣叶应祯至安龙，逼朱由榔移驾云南。叶应祯“逼勒再三，凶恶之状，目无君父”，幸得白文选从中周旋，暂缓行期。正月二十二日，大雾弥天，李定国兵至安龙。朱由榔君臣“皆额手称庆”。入城后，朱由榔与李定国君臣相抱持痛哭。朱由榔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李定国“伏地恸哭不能起”，并解衣露出背上所刺“尽忠报国”四字，以示忠心。二十六日，李定国、白文选率兵护卫朱由榔君臣离开安龙。
滇缅播迁
永历十年（1656年）二月十一日，朱由榔在李定国、白文选的扈卫下抵达昆明。云南守将刘文秀、王尚礼等出城迎接，百姓瞻睹如云，有年老者见皇帝来到，感动大哭道：“不图今日复见大明天子！”朱由榔“含泪点首而过”，入居原孙可望所建王宫。朱由榔随即大封功臣，进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其余将帅封赏有差。李定国与刘文秀“协和辅政”，日练兵马，开科取士，广求直言，“由是人心勃勃”。为化解孙、李矛盾，朱由榔遣白文选持玺书赴贵阳召孙可望入朝，又遣张虎护送孙可望家属及部众三千余人返回贵州，甚至将孙可望留在云南的亲信尽数遣返。但孙可望不仅拒绝入朝，反而在张虎的挑拨下，决意举兵进犯云南。
永历十一年（1657年）八月，孙可望率十四万大军自贵阳起兵，以白文选为总统兵马大元帅，马宝为先锋，号称七十万，分道入滇。云南大震，李定国、刘文秀“相顾失色”，城中王尚礼等孙可望旧部蠢蠢欲动，局势危如累卵。关键时刻，对孙可望内心不满的白文选、马宝等将领暗中联络李定国。白文选只身驰入昆明，面见朱由榔及李定国，剖明心迹：“有一字诳皇上、负国家，当死万箭之下！”朱由榔当即加封白文选为巩昌王。九月十九日，双方决战于交水。白文选、马维兴等阵前倒戈，李定国、刘文秀乘势掩杀，孙可望全军溃败，狼狈逃回贵州。孙可望见众叛亲离，无路可走，遂于年底赴宝庆投降清朝。孙可望降清后，云贵虚实尽为清廷所知。而马吉翔以谄媚之术重新获得李定国信任，复入内阁掌权，自此“内外大权，不一月尽归吉翔”。李定国惑于马吉翔、金维新等人，“渐次疏远正人”。
永历十二年（1658年）二月，清廷命平西王吴三桂、都统卓布泰、征南将军铎尼分三路大举进攻云贵。]李定国惑于妖人贾自明幻术，“辄云有待”，数月按兵不动，坐失战机。及至六月，重庆、贵阳、遵义相继失守，李定国这才上表出师。然为时已晚，且征发民夫运粮，“日役万夫，计程严限”，天雨泥深，鞭挞至死者甚众，“冤号载道，日恨清师之至不速矣”。十二月，清兵逼近北盘江。李定国遣冯双礼守鸡公背，张先璧守黄草坝，白文选守七星关，自守铁索桥。但孙可望降清后，山川形势已为清军尽知，明军所据险要先后溃败。十三日，李定国于炎遮河大败，急焚铁索桥，微服驰回昆明，请朱由榔火速移跸。十二月十五日晨，朱由榔仓皇逃离昆明。“官兵男妇马步从者数十万人”，哭声震动天地。朱由榔回望昆明，流涕道：“朕行未远，已见军民如此涂炭，以朕一人而苦万姓，诚不如还宫死社稷，以免生民惨毒。”沐天波、李定国急劝之，乃行。由于从行人数过多，日行不过二三十里。马吉翔假传命令，加快行进速度，将大部分臣民抛在后面。 李定国惑于妖人贾自明幻术，“辄云有待”，数月按兵不动，坐失战机。及至六月，重庆、贵阳、遵义相继失守，李定国这才上表出师。然为时已晚，且征发民夫运粮，“日役万夫，计程严限”，天雨泥深，鞭挞至死者甚众，“冤号载道，日恨清师之至不速矣”。十二月，清兵逼近北盘江。李定国遣冯双礼守鸡公背，张先璧守黄草坝，白文选守七星关，自守铁索桥。但孙可望降清后，山川形势已为清军尽知，明军所据险要先后溃败。十三日，李定国于炎遮河大败，急焚铁索桥，微服驰回昆明，请朱由榔火速移跸。十二月十五日晨，朱由榔仓皇逃离昆明。“官兵男妇马步从者数十万人”，哭声震动天地。朱由榔回望昆明，流涕道：“朕行未远，已见军民如此涂炭，以朕一人而苦万姓，诚不如还宫死社稷，以免生民惨毒。”沐天波、李定国急劝之，乃行。由于从行人数过多，日行不过二三十里。马吉翔假传命令，加快行进速度，将大部分臣民抛在后面。
永历十三年（1659年）正月初四日，朱由榔抵达永昌（今云南保山），颁罪己诏，深刻检讨“明知邪正之不可混淆，而心几欲辨其贤奸，又渐寝于独断”，以至“天下忠臣义士结舌而寒心”。然悔之已晚。闰正月十五日，清兵追至，朱由榔再奔腾越（今云南腾冲）。李定国于磨盘山设伏，本可重创清军，因中书卢桂生叛变降清，尽泄军机，功败垂成。二十四日，朱由榔逃至中缅边境。扈从官员纷纷逃散，随行仅存一千八百余人。沐天波主张留太子于茶山以图后举，朱由榔以“父子之情何忍遽离”而拒绝。二十六日，朱由榔一行抵达囊木河，距缅甸仅十里之遥。缅方提出条件：随行将士须放下兵器，方可入境。马吉翔“矫旨从之”，诸臣力争不得。朱由榔君臣在缅甸边界“解甲”后，进入缅境。缅人又以“恐惊官家”为由，将朱由榔与扈从将士分隔，置于者梗（又作赭硁），四面环水，严加看守。李定国、白文选多次派兵迎驾，均被缅人阻隔，或为马吉翔假传敕令所退。朱由榔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
被俘遇害
在缅期间，马吉翔把持朝政，“文恬武嬉，苟延岁月”，日夜酣饮赌博，全不以出险为念。朱由榔虽屡加斥责，然“诏令不行”。永历十五年（1661年）七月，缅甸发生政变，新王莽白为向清朝献媚，以“饮咒水盟誓”为名，将朱由榔从官沐天波、马吉翔、李国泰等四十二人尽数杀害，史称“咒水之祸”。朱由榔闻变，欲自缢，为侍卫邓凯所劝止。十二月，吴三桂大军十万压境，莽白惶恐，将朱由榔献于清军。他先派人对朱由榔说：“此地不便于居处，请移他所。尔国兵近我城，发兵取道于此，恐惊官家耳。”随后派兵将朱由榔及其眷属拉到船上，至深夜时，船停驶，由于船体太大，不能靠岸，朱由榔被人背负上岸。行进中他问背者道：“卿为谁？”回答说：“臣平西王前锋章京高得捷也。”朱由榔闻后默然。
朱由榔被送入吴三桂大营后，“南面坐达旦”。这时吴三桂部下各官以好奇心纷纷前来观看这位多年难以擒到的明朝皇帝。他们“相继入见”，却都自觉不自觉地“或拜或叩首而退”。过了一会儿之后，吴三桂才出现在朱由榔面前。开始时他“甚倨傲”，长揖不跪。朱由榔见其举动与众不同，便问他是谁。吴三桂竟哑口无言不敢回答。朱由榔又追问一句，吴三桂突然双腿发软，跪了下来，“伏地不能起”。朱由榔追问再三，吴三桂这才报了姓名。朱由榔一听便气愤不打一处来，“切责良久”。吴三桂静听其责备，缄口无言，伏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朱由榔说了一通之后，便叹息道：“今亦已矣！朕本北京人，欲还见十二陵死，尔能任之乎？”吴三桂明确回答：“臣能任之。”朱由榔没话可说了，把手一挥，令其退下。吴三桂竟伏在地上起不来，左右上前把他搀扶出去。这时他已“色如死灰，汗浃背”。邓凯建议朱由榔自尽，朱由榔说说：“固然。有太后在，且洪某、吴某世受我家恩，未必毒及我母子。”
永历十六年（1662年）三月初一，朱由榔被押回昆明，囚于故都督府。他屡次求见吴三桂，都未果，随后致书吴三桂，历数其背主求荣之罪，复以哀怜之语求其“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吴三桂不答。四月初，原任户部尚书龚彝携酒肴入见，设宴进酒，朱由榔“痛哭不能饮”。龚彝“伏地痛哭，亦不能起”，三爵之后，不断下拜，最后触地而死。四月十五日（6月1日），吴三桂奉清廷之命，以弓弦将朱由榔及其太子朱慈煊勒死于昆明篦子坡。太子临难，大骂吴三桂：“黠贼！我朝何负于汝，我父子何仇于汝，乃至此耶！”吴三桂烧毁朱由榔父子尸体，挫骨扬灰，传赐诸将。李定国时在勐腊闻讯吐血而死。太后马氏及皇后王氏在被送往北京途中自杀。随朱由榔入缅还滇的唯一一位幸存之臣邓凯拒绝接受隶镶黄旗满洲之令，自请出家入水德寺，落发为僧。 据清末学者李慈铭记载，台湾郑氏在听说朱由榔死讯后，追上庙号昭宗，谥号匡皇帝。
为政举措
政治
重用宦官
朱由榔即位之初，因“宫府草创，无习故事者”，遂任用在崇祯朝即有劣迹的太监王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坤一度擅权，以内批授官、干预朝政，引发朝臣不满。 永历元年（1647年）进驻全州后，在军阀刘承胤的压力下，他将王坤遣往永州，此后王坤虽一度复出，但权势已大不如前。 此后，朱由榔又信任太监庞天寿、李国泰等人。宦官在永历朝始终有一定影响力，但多与马吉翔等外臣勾结，未形成如王坤初期那般专权的局面。
重开科举
永历十一年（1657年）春，朱由榔命安宁进士陈玺提督四川学政，命刘鸣凤为提督云南学政。八月，正式开科。以教场作考场，一切办法“悉如旧制”。这次乡试共取中王肇兴等五十四人为举人。所取中的举人亦按旧制，“俱给头巾青圆领，赴宴，鼓乐送归”。此后“重学校，讲乡约，举老年，恤孤寡，访节孝，凡一应祀典，悉照滇南旧额举行”。
经济
广开事例
面对巨大的军费缺口，永历朝廷沿袭弘光以来的旧例，大规模推行“事例”（即卖官）。永历三年（1649年），大学士严起恒设御营库，开佐工事例，民众纳银可得中书、鸿胪等品级较低的冗官，一次即得银四万金。地方军镇亦纷纷效仿，何腾蛟在湖南“开饷官例”，广募捐纳。此外，还有“开饷生例”，允许生童纳资入学。
增派赋税
在传统田赋、盐税正供之外，永历朝廷及其控制下的地方军镇普遍实行加派与预征。以湖南为例，何腾蛟在辖地“骤加派义饷，兼预支一年民田税，每亩至六倍以上”。随着疆土日蹙，赋税负担愈发沉重，如云南元江一地，“原岁征千九百余石，而至七千余石”。
盐政改革
在云南这一后期核心统治区，盐课成为最重要的财源。永历朝廷（实际由大西军余部主导）对盐政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官灶分成”制度。各盐井所产食盐，按比例（如官四民六、官五灶五）分为官府盐课和灶户工本两部分。此举一方面通过提高盐课额度（黑井年课银达九万六千两，为明末旧额的四倍）保障了军费，另一方面让灶户获得丰厚工本（“故彼时灶户无甚艰苦，煎办不误”），维持了盐业生产的持续性。云南盐政的“军管化”和“军饷化”特征，是南明战时经济的典型缩影。
营庄屯田
为在有限地域内供养庞大军队，大西军余部在云南推行“营庄制”，将田地分予各营，兵丁携家眷就地屯种。田赋按“官四民六”的比例征收，既保障了军粮，又简化了征收流程。此举是南明在特定条件下寄兵于民的战时体制尝试。
外交
对罗马教廷
永历二年（1648年），在奥地利籍耶稣会士瞿安德（Andreas Xavier Koffler）的推动下，皇太后王氏、生母马氏、皇后王氏及宫中妃嫔、官员共数十人受洗入教。皇太子朱慈煊出生后亦受洗，教名“当定”（Constantine）。永历四年（1650年），永历朝廷决定派遣使者前往罗马教廷，寻求教皇及欧洲天主教国家的支持。这一使命由波兰籍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承担。卜弥格于1649年进入永历朝廷，与先期在朝中服务的共同参与宫廷的宗教事务。永历四年十月（1650年11月），皇太后王氏（教名烈纳）、司礼监掌印太监庞天寿（教名亚基楼）分别致信教皇英诺森十世、耶稣会总会长及威尼斯共和国，恳请为南明祈祷，并“多遣耶稣会士来中国，广传圣教”，同时期望获得欧洲的军事援助。卜弥格携带着这些国书，从澳门启航返回欧洲。卜弥格出使罗马所携带的国书，皆以基督徒身份署名，皇太后在致教皇的信中自称“罪人圣烈纳”，庞天寿自称“亚基楼切利斯当”（基督徒），提出“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
除远赴欧洲的外交使团外，永历朝廷还积极寻求与葡萄牙人居留地澳门的军事合作。早在永历元年（1647年），庞天寿即奉永历帝之命前往澳门，请求葡萄牙人提供火器与军事援助。澳门当局曾派出援军及火炮，协助南明军队抵抗清军。永历四年（1650年），在卜弥格出使欧洲的同时，瞿安德亦被派往澳门，继续寻求军事援助。永历朝廷还曾计划通过澳门耶稣会士，争取葡萄牙国王的军事支持，但未能实现。
永历六年（1652年）卜弥格抵达欧洲，但此时欧洲各国对南明政权的态度已发生转变。葡萄牙为维持与清朝的关系，对卜弥格的使命持消极态度。卜弥格在罗马等待三年之久，直至新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即位后，方于永历九年（1655年）冬获得接见。教皇虽复信皇太后与庞天寿，信中“精神上令人振奋而政治上却无所作为”，未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援助。翌年，卜弥格踏上归途，途中历尽艰险，最终于永历十三年（1659年）在广西与安南边境病逝，未能将教皇的回信送达永历朝廷。此时，永历帝已败退云南，不久后逃入缅甸。
对缅甸
永历十二年（1658年）十二月，清军三路入滇，永历朝廷危在旦夕。在决定逃亡方向时，李定国主张退往湖南少数民族地区，部分大臣建议入蜀，而黔国公沐天波提出“西走永昌，急可入缅甸”的方案。沐天波世代镇守云南，与缅甸素有交往，其本意是借缅地暂避锋芒，以图再举，并建议“以一半扈驾，以一半奉太子留茶山”，内外呼应。此议受到马吉翔的坚决支持，最终，永历帝采纳了入缅之策，放弃了内外兼顾的战略安排，为日后彻底受制于人埋下伏笔。
永历十三年（1659年）正月，永历帝率众抵达中缅边境。缅甸方面提出苛刻条件：扈从将士必须放下全部武器，方可入境。马吉翔“矫旨从之”，强令解除武装。诸臣力争不得，将士们“解甲”后，手无寸铁地进入缅境。此举使永历朝廷彻底丧失了最后的自卫能力，成为任人宰割的俎上之肉。缅方随后又以“恐惊官家”为由，将永历帝与扈从将士分隔，将其安置于者梗（又作赭硁），四面环水，严加看守。永历朝廷自此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
入缅之后，缅甸方面对永历朝廷的态度日渐轻慢。永历君臣被置于阿瓦城下的草屋之中，名为“驻跸”，实为囚禁。缅方仅提供微薄的生活物资。更严重的是，缅甸封锁了一切对外通道，拒绝永历朝廷与外界联系。李定国、白文选多次派兵迎驾，均被缅方阻隔。永历帝曾试图通过秘密渠道与外界联络，皆无果而终。
永历十五年（1661年）七月，缅甸发生政变，新王莽白为向清朝献媚，以“饮咒水盟誓”为名，诱骗永历帝的扈从大臣出宫。沐天波、马吉翔、邓士廉等四十二人尽数被杀，史称“咒水之祸”。永历帝闻变欲自缢，为侍卫所阻。永历十五年（1661年）十二月，清平西王吴三桂率大军压境，缅甸无力抵抗，决定将永历帝献于清朝。缅方以“移居他所”为名，将永历帝及其眷属骗出，交给清军。永历帝被俘后，在昆明遇害。
对安南
永历元年（1647年），为争取安南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永历帝打破明朝后期只册封安南君主为“安南都统使”的惯例，遣翰林潘琦、科臣李用楫册封黎维祐为“安南国王”。永历五年（1651年），为争取安南实权派的支持，永历帝进一步遣使册封实际控制安南政权的郑主郑梉为“安南副国王”。安南方面则承诺“每年愿助银二三万两”，并曾派员赴南宁朝贡。
随着南明战局恶化、疆土日蹙，安南后黎政权对南明的态度日趋强硬。永历十二年（1658年），南明鲁王政权遣徐孚远借道安南赴云南复命。安南郑主以“前年秦、鲁二王使节皆行跪拜礼”为由，强令徐孚远行跪拜之礼。徐孚远以“二百余年来只行宾主礼”为由严词拒绝，双方交涉三月未果，徐孚远最终未能完成使命，原路返回。
在争取安南后黎朝（中兴黎朝）的同时，永历朝也与盘踞越南北部高平地区的莫氏政权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订立了共同抗清的盟誓书。永历帝入滇后，很可能册封莫氏为“安南都统使”。部分明朝宗室（如德阳王、光泽王）及官员在清军追击下逃入高平避难，受莫氏保护。
永历十三年（1659年），清军占领广西、云南中越边境地区。面对中国政局已定，安南后黎政权与高平莫氏政权均转而向清朝“投诚”。为表明与南明彻底决裂，后黎与莫氏采取了实质行动：一是将隐匿在其境内的南明宗室（如德阳王、光泽王）及大臣（如郭之奇）交出，送交清军；二是向清朝缴还南明所颁敕书、金印。此后，安南各政权协助清朝剿除南明残余势力。
历史评价
张岱：“福王粗知文墨，鲁王薄晓琴书，楚王但知痛哭，永历惟事奔逃；黄道周、瞿式耜辈欲效文文山之连立二王，谁知赵氏一块肉，入手即臭腐糜烂。如此庸碌，欲与图成，真万万不可得之数也。”
顾诚：“朱由榔遇事毫无主见，用人又不当，实在承担不起中兴重任。”
明遗民：“系清朝之旨，在吴君诚心未必忍为此也。 因见时势不然,汉室江山悉被清得，明季气数毫无，仅仅止有吴君一营孤军，举目皆是清兵，由是势弱力微，即有万分尽忠保全永历，情如越鸡之伏鹄卵，势所不能。不但永历不能救，即吴君亦自取死之机也……汝不知周公大义灭亲，及今数千载以来，未有史传并时人有论周公之不仁义也。而日受清朝之封、搆胡人之姻，不获，已而将错就错，此数举者，深得俊杰达时、圣贤顺天、智士行权之道也，时人又安得深动吴君之心志也。吾知吴君之心身虽居清，而其志念未尝忘中国，亦未尝不悯汉民困苦，尤未尝不欲尽忠孝仁义，已成万古之美名。惟奈时势不合，只得勉而权顺天道,在其本性未必乐忍心至此也。”
